重庆梁平试水部分农民“退还”承包地 各方皆大欢喜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9-26 10:37    点击量：228    大 中 小

　　梁平县川西村9组举行退地集中签字仪式。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摄、本报资料照片

　　梁平县合兴镇原花园村1组退出的承包地种上柚子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摄、本报资料照片

　　梁平县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领导小组文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摄、本报资料照片

　　核心提示：9月2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1000天。截至目前，中央深改组共召开了27次会议，审议了162份改革文件。在经济改革方面，土地和国企是两个最热门的领域。

　　在重庆梁平县，一项或将产生深远影响的探索正在低调推进，少量农民试点退还承包地，不再将土地视为“命根子”而固守，而是选择“洗脚离田”，彻底离开土地。在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的村组，该举措受到那些有非农职业、非农收入的农户的欢迎，这为深化农村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

　　近年来，在重庆市梁平县的少量乡村，部分农民尝试向村社集体退还自己的承包地，获得补偿后，正式“洗脚离田”。整个过程异常低调。

　　“退地”意味着，当事农民不再把土地看成生计和保障的“命根子”，而是与土地进行切割，迈向全新的生活；退给集体的土地，则使得农业有了长期集约化经营的基础。

　　习近平曾强调：“中国深化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梁平县部分农民的“退地”实践，为处理这一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

　　据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梁平县的观察，至少在当下及可预见的短时期内，“退地”将受到一些农户的欢迎，其效应是积极的。

　　在这一问题上，基层群众展现了惊人的创造力，不同村组基于各自的情况，摸索出不同的路径和模式。

　　花园村1社：整社退出、统一用地

　　合兴镇护城村1组是梁平县尝试退地的先行者。

　　该组由原来的花园村1、2、3社合并而成。原花园村1社尽管紧邻县城，但耕作的自然条件并不优越。这里地势起伏，很难使用农耕机械，只能靠人工耕种。仅靠从土地里“刨食”，很难“挖出金娃娃”，社里现在还有40多岁的单身汉。

　　近二三十年，打工浪潮席卷西部山乡，该社的年轻人几乎全部远赴他乡。同时，很多农民外出做生意，好几户人家举家搬到县城，卖建材、灯饰或副食。此外，社里还有一批木匠靠手艺为生，已经与种植业脱离关系。

　　和多数西部农村一样，这片土地上只剩下“386199（妇女、儿童和老人）部队”留守。留守者无力耕种自己的田地，承包给村民的120多亩田地中，只种了大约二三十亩，其他的近百亩田地都不同程度地荒芜了。

　　撂荒最严重的地方，疯长的杂草遮蔽了柚子树，人都钻不进去。

　　“梁平柚”是中国三大名柚之一。2010年，梁平提出在合兴镇打造1万亩的“中国名柚园”，其核心示范区有3500亩、12万株柚子树。同时，在园内建设“两纵两横一环”观光道路，开建柚子专业市场、大型停车场、名柚广场和星级农家乐，试图把“中国名柚园”建成该县特色的旅游观光和农户增收的亮点工程。建成后，预计年产优质柚果两万吨，年接待游客5万人次，预计年总收入可达1～2亿元。

　　这项政府主推的“中国名柚园”工程，改变了花园村1社的颓势。

　　该社有23亩田地被征用修建通往“中国名柚园”的道路，这导致三四户人家失去土地，组里需要重新调配土地。

　　要调配，就得丈量。可是，杂草比人都高，无法进入田里丈量。而且，曾经的地界已被掩没，很难区分某片田地究竟是谁家的……

　　怎么办？

　　“干脆集体收回”成了几乎唯一可行的路子，经过五六次会议的商讨，村民基本就此达成一致。

　　现年70岁的组长王中杰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已经做了48年的组长，在他的协调下，收回土地所面临的问题逐一找到解决方案。

　　老百姓之所以都赞同“退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几家农业公司相中了这片被大量撂荒的土地，他们出的价能让村民获得更高的收益。

　　社里的36户人家中，其中两户种了梨树，经营得非常好，而且梨树正处于丰产期，前景可期，这两户人家的土地也位于一个角落、不影响其他土地的整体使用。于是，这两户在认真考量后决定不参加。其余34户都自愿“退地”。

　　这34户人家的土地进行了“打包”丈量，堡坎、坡地等全被圈入，最后量出179亩土地。

　　社里将土地分别租给3家公司，其中“田”和“地”的租金略有区别，田为600斤黄谷／年、地为400斤黄谷／年，一直出租到2027年。

　　去年，当地的黄谷价格为1.3元／斤，折算下来，社里去年的租地收入超过10万元。扣除基本开支后，这些收入由该社的110名农民平均分配，人均约990元——无论此前承包地的远近、好坏，都“一视同仁”。

　　这笔收入比辛苦种地还高。“以前土地荒着，基本没有收入，现在一个人一年差不多有1000元，肯定划得来。”60岁的王中凡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以前种地，也就糊个口；而今，1000元能买多少米？”

　　“退地”会不会成为让老百姓失去“命根子”的“致命赌博”？护城村1组的农户认为自己有“定心丸”：从眼前看，租金收入比种田更高；从长远看，只要老板经营得好就会一直有收益，如果老板经营不好、农户重新接手，经几家公司整治后的耕种条件也比当初好多了。

　　对于接手这片土地的3名老板而言，直接与集体而不是每家每户签合同，权属问题也比过去的“土地流转”更加明确，不再担心“万一有一户反悔就很难办”，也更敢于长期投入。另外，规模化种植也让他们得到了政府补助，“经济账也算得过来”。

　　规模经营、大笔投入、强化科技，让这片土地的产出率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沿着土路挑粪去淋树，一个来回要一个多小时；现在，铺设了管道，两三分钟就能搞定。换言之，同样的土地，务农的人少了，收成却更多了。

　　村庄的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种地需要路过一个名叫“狮子河沟”的河谷，过去，杂草丛生的河谷沟被传 “闹鬼”，晚上没人敢走；而今，经过整治后，“大半夜都敢走了”。

　　“退地”得到了异口同声的称赞，相关各方都从中受益。这种“先定下家、整社退地、统一转租”的模式，让这片土地和农民都获得了新生。

　　义和村1组等：整片退出、定制用地

　　护城村1组“退地”是老百姓自发而为。无独有偶，在海拔较高的蟠龙镇义和村1组，农户们也不谋而合地自发退地。

　　该组有一眼流量较大的山泉，适合发展冷水鱼养殖。过去，土地被切割成小块分户承包，没法大规模养鱼，因此这眼山泉一直未能充分利用。

　　2014年，在云南经商多年的金带镇仁和村农民首小江看上了这眼山泉，计划投资1000余万元在此建设冷水鱼养殖基地。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项目总占地40亩，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用地15亩。

　　然而，土地问题成为项目落地的最大瓶颈。

　　一方面，对首小江来说，项目总体投资规模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多，如果以“一年一付”的方式租用土地，一旦农民中途毁约、要求收回土地，或在某个节点“坐地起价”，就可能让自己的巨额投入“打水漂”，影响持续稳定经营。

　　另一方面，农民虽然希望流转土地，但也担心大户因经营不善拖欠租金、甚至“跑路”，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难以复耕，会留下“后遗症”，影响自己的利益。

　　换言之，业主和农民双方都倾向于选择“买”，而不是“租”。

　　能“买”的前提，是农户退出承包地。而这片15亩基础设施用地包括耕地11亩、宅基地3亩、林地1亩，共涉及21户承包农户，而他们几乎全都搬到了镇上或县城，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已经多年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有彻底“退地”的意愿。

　　彼此都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谈判就有了基础。经过多次公开协商，首小江与农户顺利地达成了有偿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向。

　　因为牵涉众多法律规定，此次“退地”分成“六步走”：

　　第一步，2014年12月，义和村1组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形成决议，明确了“退地”的方式，达成“不分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统算3.45万元／亩”的补偿标准，为“退地”奠定基础。

　　第二步，21户农民向村社集体提出申请，自愿永久放弃15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使用权），并获得同意。

　　第三步，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意，首小江以“农迁农”的方式，交纳3000元“入户费”，将户口从梁平县金带镇仁和村迁到义和村——成为该组的村民，才有资格获得宅基地使用权、优先取得土地其他方式承包权。

　　第四步，获得土地承包权资格的首小江将补偿价款交付给村社集体，村社集体再交给退地农民。农民交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获得3万元／亩的一次性补偿。

　　第五步，村社集体将15亩土地采用“其他方式”承包给经营大户首小江，用于冷水鱼养殖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每亩溢价0.45万元归村民小组集体所有。

　　第六步，双方持相关材料，到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报县级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备案。

　　这意味着，农户的“退地”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确认，经营大户获得了相关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退地”的结果，让当事各方皆大欢喜。

　　对于21户农民来说，他们平均每户的土地不到3亩，如果自己种，一年纯收入很难超过3000元，而退地获得的一次性补偿，是种地收入的好几倍。况且，他们中大多数人并未务农，这笔上万元的补偿堪称“天上掉馅饼”。

　　而且，这21户农民并不认为吃“馅饼”会透支未来：他们都在城镇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根本就没想再从这片土地中找饭吃”，退地不会影响他们的生存。

　　村民游世玲一家三口人，共有0.8亩承包地，这次退出了0.45亩。游世玲全家都住在蟠龙镇上，做灯具生意，他们也不愿意务农了，家里的土地已经撂荒近10年。游世玲说：“与其让土地荒芜，还不如退出来，还能有一笔补偿收入。”

　　村民蓝家梅退出0.53亩土地，得到1.8万元补偿。“家里土地地块偏远，还是河滩地，庄稼都长不出来，政府也不可能征用。现在退出来了，补偿还算不错。”蓝家梅说。

　　转包这些土地的农业大户首小江也认为，这种方式对自己更有利。他说：“渔业投资规模大，还要配套仓储和管理用房，一期投资就要300多万元。以前我也打算租地，但担心农民中途变卦，现在农民完全退出土地，由我承接过来，就可以放心投入，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由此，“退地”摆脱了此前“流转”时“农民怕老板跑路，老板怕农民反悔”的困境。而义和村1组因为拥有山泉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其补偿标准远高于同期国家征地补偿标准。

　　作为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重庆梁平正在小范围地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义和村1组“整片退出”的退地模式被认为有利于有效利用退出地并能促进产业发展，因而被该县确定的两个试点地区之一屏锦镇万年村作为借鉴。

　　与前两个案例类似，万年村4组的土地同样有“下家”，也是根据“接手者”的需求，就特定的区域、面积量身定“退”，带有强烈的“定制”特点。

　　梁平县有个“百里竹海”，14万亩成片的竹林随风翻浪，蔚为壮观。去年“百里竹海”被评为“首批中国森林氧吧”，梁平县计划将这个多年来“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景点打造成熟。

　　而万年村4组正位于去往“百里竹海”的路上，可以预见，此后这里将有巨大的人流量。

　　梁平县惠丰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老总谭科文瞄准了这个机遇，计划在此打造高质量的观光农业园，让游客在去竹海游玩时，有一个享受采摘和种植乐趣的地方。

　　谭科文计划前期投入至少200万元。“对我来说，摊平计算，‘退地’补偿和‘流转’租金差不多，无非是一次性支付和按年支付的差别。”他表示，“虽然看起来‘一锤子买卖’会带来更大的资金压力，但我愿意这样选择。”

　　谭科文的顾虑有前车之鉴。就在万年村，种田大户潘传富曾“流转”一片田地，其中一家在签完合同后反悔，又“收回”土地，这导致潘传富成片经营的田地被间隔成几块，让他苦不堪言。

　　谭科文“下订单”，当地农户也愿意，因为他们不打算继续种地了。

　　“自己种，除掉各种成本，没多大的赚头。”65岁的村民唐信凡退了1亩地，“以前，‘流转’给别人是按550斤黄谷／亩计算。这次‘退出’时，1亩能一次性补偿1.4万元，能抵20年，我能接受。”

　　目前，这片地已完成丈量，等履行完相关手续，这宗“退地”探索就告完成。

　　川西村9组：整户退出、集中用地

　　礼让镇川西村是梁平县另一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试点地区。

　　在川西村9组，部分农民的“退地”需求显得较为强烈。

　　近年来，当地人的收入来源已经非常多元：外出打工者有务工收入；当地的豆筋（一种用黄豆制成的形如竹棒的食品——记者注）产业非常发达，留守者为豆筋工厂打工，每天能挣100多元；如果选择自己做豆筋，收入还能更高一些。

　　也就是说，当地农户无论是外出打工，还是创业做老板，收入都比种地高得多，土地收入显得无足轻重，“退地”的风险相对较小。

　　该组土地暂未确定“下家”，目前，当地镇政府垫资，替川西村9组集体经济组织向村民支付了“补偿金”。这也是它与前三个案例的最大区别。

　　政府垫资退出的土地并非“烫手山芋”，因为当地的田地非常平整，有很大概率找到优质的“接盘者”。目前，已经有多家公司和务农大户表达了意向。

　　当地“退地”时非常慎重，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很多希望“退地”的农户都暂不具备条件。自认为能跨过“门槛”的21户农民报名申请“退地”，仍有6户被“筛”掉。

　　今年5月初，7户农民获得了退地的资格，总面积超过28亩，“退地”农民每亩地将获得1.4万元补偿。目前，他们已经完成了相关的手续。

　　9月初，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来到这个村子时，第二批8户农民也已经通过“审核”、签订了协议。

　　该组选择了整户退出全部承包地的方式，退出的82.12亩地用“小并大、零拼整”和“确权确股不确地”的办法，集中于一处，往后就能集中利用。

　　纵观梁平县试点探索的“退地”工作，坚持了“农民自愿、民主决策，退用结合、市场运作，守住底线、严控风险”三条原则，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让老百姓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他们探索出的整户退出、整片退出和整社退出这三种方式也各具特色，可以满足不同地方及农户的差异化“退地”需求。

　　整户退出模式以农户退地需求为导向，有利于加快进城农民市民化的进程，促进城镇化、工业化，其推广价值或许更大，但退地补偿金筹集的压力也相对较大。

　　整片退出模式以业主用地需求为导向，最大好处是土地“退出”即可利用，可解决部分甚至全部退地补偿金，有利于发展高效设施农业，但由于并非整户退出，促进城镇化、工业化的力度相对较弱。

　　整社退出模式以现实问题和产业发展为导向，有利于解决土地撂荒地界不清、征占地后土地调整难等问题，还有利于促进特色产业发展，但农户意见难统一，需有德高望重的干部或“乡贤”来组织。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