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德深情细说在伯父周恩来身边的日子
发布时间：2015-10-18 20:46

　　周恩来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大，其大弟周恩溥于20世纪40年代去世，周恩溥生有一子，已于前些年在河南焦作去世;小弟周恩寿(周同宇)生有三男三女，其中中国新闻社原副社长周秉德是长女。周秉德在少年和青年时期，曾在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身边生活了15年。

　　十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午后，笔者走进一套老式红砖公寓，拜访了周秉德。那天，周秉德如约在家等我们，她精神挺好，始终充满热情，显得十分精明干练。她家客厅布置得古朴而典雅，沙发对面的主墙上悬挂着那副由意大利摄影师为周恩来拍摄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谈起在中南海伯父身边度过的难忘岁月，谈起伯父伯母对自己的关怀、体贴与教诲，周秉德显得分外激动与忘情，她时而激昂，时而沉思，恍若回到了在西花厅的岁月。

　　难忘的第一次见面

　　1937年4月，周秉德在哈尔滨降生，这着实让三代没有女孩诞生的周家上下很是兴奋了一阵子。周恩溥为这位侄女的出生写下了“吾家添丁，周门大喜”8个字。周恩寿还特意跑到吉林，找时任吉林省教育厅长、也是周恩来南开的同学帮女儿起名字。这位厅长再三考虑，截取了屈原作品《橘颂》辞里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中的两个字作为她的名字。

　　随着东三省的沦陷，周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周秉德在接受采访时说：“1943年全家投奔天津的四奶奶，我在那里念了6年小学。在我小学三年级的一天，爸爸在翻阅《益世报》时，看到有关大伯的消息，很是兴奋，悄悄对我说：‘你伯父在共产党内是做大事的。’从此，我便晓得自己有一个当共产党大官的伯父，也盼望有那么一天能很快见个面道个好。”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入北平，周恩来将此函告在天津的弟弟周恩寿。早在大革命时期，周恩寿是黄埔第四期学员，但他在1927年国共分裂时脱党，且于1928年后和周恩来断了联系。1946年春，周恩来就东北停战问题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在北平举行谈判。在此期间，他得悉弟弟在天津，曾邀其来北平见了一面。

　　看到周恩来发自北平的信，周恩寿即偕妻北行，并在香山与兄长晤面。闲谈中，他再次向周恩来提出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周恩来说：你脱离的时间太久了，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现行的各项政策，若要参加工作，必须先学习。于是，周恩寿进了华北革命大学，妻子仍返天津照顾儿女。

　　独自在北平学习的周恩寿，有时利用节假日到中南海同兄长团聚。在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时，周恩寿说起长女秉德即将小学毕业，想把她接到北平读中学。周恩来知道弟弟在华北革命大学住的是集体宿舍，带孩子不方便，便提出可在自己的寓所安置侄女。

　　1949年6月下旬的一天，刚刚小学毕业的周秉德在火车的汽笛声中告别了天津，告别了母亲与弟妹，随父亲来到了北平。“一位清瘦精干的叔叔领我进入中国共产党头头脑脑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进门，绕湖，再进门，不多时我被带到了一个叫丰泽园的院子里，那是四合院式的平房。我当时说不上激动或高兴，只觉得新鲜，自己在院子转来转去。”

　　只一小会儿，在外边开会的伯父周恩来就回来了。“高大魁梧，脸庞丰满红润，与爸爸有点像，也有两道浓黑的剑眉。他亲热地把我拉到身边，左右端详，笑着说：‘呦，你好像你爸爸，又有点像你妈妈。’”

　　问了周秉德的母亲及弟妹的近况后，又寒暄了许久，周恩来才吩咐卫士安顿侄女的住处。周秉德被安排住在一排坐南朝北的房子里，“住在西边，屋里有几个书柜，东边一间是伯父秘书夫妇的住房兼办公室。房子的条件比我家里要好，但绝不豪华”。

　　当时，伯母邓颖超不在北平，她受毛泽东之嘱到上海接宋庆龄去了——迎接她来北平共商建立人民共和国大计。8月28日，周秉德随伯父到火车站去接伯母。只见火车站内锣鼓喧天，周恩来和其他党政领导人都走上前去与宋庆龄握手交谈。“你就是小秉德吧!你好!”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把夹在人群中的周秉德领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住周秉德的手笑吟吟地说。周秉德随即向伯母问好。周秉德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七妈(指邓颖超)相见，那情景至今常常浮现在眼前。”

　　周恩来夫妇一生无儿无女，多年来一直把满腔的父爱母爱全部倾注在一批烈士子女身上。现在嫡亲侄女来到身边，夫妇俩自然把周秉德看成自己女儿一样疼爱万分，周秉德也很快适应在中南海的生活，感受到在北平也有一个充满亲情而温暖的家。

　　“你住的是间书房，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伯父的话，周秉德现在还记得。书房里有许多她从未见过的书，她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李有才板话》等等好多书都是在那时期看的。

　　周秉德住进中南海不久，中央领导人陆续从香山搬进来。她很快认识了李敏、李讷等很多小伙伴，她们在一起看书，一起唱歌、玩耍、聊天。

　　渐渐地，周秉德跟邻居毛泽东也成了熟人。有一天，她在整理自己的物品时，翻出了小学毕业时精心自制的赠言簿。那是个用彩色打字纸装订的小本子，外壳是垫了一层棉花的硬纸板，还裹了绿色的缎子面。重温簿中那热情洋溢的临别赠言，使她突然生出请毛泽东也为自己题字的念头。于是，她捧着小本子找到了毛泽东：“毛伯伯，您帮我写个字吧。”毛泽东望着这个刚刚成为“熟人”的小女孩，答应道：“好，写一个。”他接过赠言簿，稍加思忖说：“给你写个‘好好学习’。”毛泽东题罢，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一个伟大而崇高的伯父

　　那一年秋天，周秉德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进了干部子弟班就读。周秉德平时住校，每个周末回家看望伯父、伯母，兴致勃勃地向他们讲述学校里的事。有一回，周恩来对周秉德讲：“你们班是干部子弟班，革命老区来的孩子多，他们身上有许多革命老区传统，你要努力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卫士见周秉德从天津来时穿的两件小花衣裙在秋季穿显得单薄了，便骑自行车带她到王府井订做了两套秋天穿的衣裤。第一套是蓝色咔叽布小西套，周秉德穿上很精神。吃饭时，周恩来看见了，说：“不错!哪里来的?”周秉德如实回答：“叔叔带我去做的。”几天后，周秉德又换了另一套黄卡其布的衣裤，这下周恩来看见后便皱了皱眉：“怎么又做了一套?浪费!”原来，当时实行的是供给制，周恩来觉得周秉德的衣服做多了，多花了公家的经费。

　　邓颖超帮忙解释道：“秉德住校，要有两身衣服换洗。”周恩来却谈起了自己的住校史：“我在南开上中学，夏天就一件单布长衫，冬天也就一件藏青棉袍，周六回去就洗净晾干。现在国家还困难，我们还是要节省嘛!”年幼的周秉德并不太懂，但还是使劲地点头，认定伯父说的话一定对，照着办没错。

　　1949年11月，周秉德随伯父、伯母搬进了中南海最西北端的西花厅。“那时，我妈妈与弟妹也来到了北京，我与大弟秉钧、大妹秉宜一同住在西花厅的东厢房里，3张床并排着，彼此中间留点活动小空间。因为北面挨着的是伯父的卧室，他夜里办公、上午睡觉，所以我们在室内不敢嬉戏与大声说话。”

　　有一回，周恩寿提出把二女儿过继给周恩来，周恩来却另有想法：“如果我要了这个孩子，别的孩子就会认为我这个做伯父的不公平。再说，她也会养成特殊化心理，对她的成长没好处。”在周秉德眼里，伯父不管做什么事都一定会考虑周全。

　　周秉德的弟妹在北京八一学校读书，学校里的同学家庭条件稍好的都有车接送，军区里的孩子坐单位面包车。“弟妹上学放学是由卫士叔叔骑一辆三轮车接送，尽管伯父、伯母都有车，但从未为我们使用过。‘车是工作用的，小孩不应该享受，你们从小不要依赖家庭关系，不要奢求非分享受，要自己奋斗，要自律自立。’伯父时常给我们这样讲。”

　　“伯父一直是非常俭朴的，平时老两口在家里吃饭都是一荤一素一个汤。有时候一条鱼，这顿没吃完，就等着下一顿再吃，不会说没吃完的就丢掉。咱们现在吃一些粗粮好像是一种调剂，是健康、时尚。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太喜欢吃粗粮的，但是他坚持每个礼拜要吃上两三次的粗粮，他说不能忘了本——因为原来在红军长征的时候，根本吃不上东西，忍饥挨饿的。在饭桌上掉一点饭粒，他也一定要捡起来吃到嘴里，不能浪费一点点。所以，他节省的意识是非常强的。”据周秉德回忆，周恩来不仅仅在吃方面节俭，在穿上也是这样。“他，当了26年的总理，皮鞋只有3双，不肯要新的皮鞋。脚底坏了，经常就去换底换掌，别人给他买了新的鞋他也不愿意穿，就用原来老的，衣服也穿得补了又补的，咱们都看见他的照片中衣着一直都是很笔挺的、很整洁的——但是里面却穿着很多补丁的衣服，有的衣服只有袖口和领口坏了，就换个衣袖或领子，显得比较整洁干净。他的睡衣、睡袍也有很多补丁。他过世之后，我专门向七妈要了伯父的一件‘破’旧的衣服，那是一件蓝白条的睡袍，有几十个补丁，都是用手绢、小毛巾、纱布等补的。我看了以后非常震惊和内疚。后来，我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博物馆。”

　　职业选择对自己亦宽亦严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国内的宣传活动热火朝天，周秉德所在的班级有好几位十五六岁的同学都报名参加了志愿军。周秉德揣着羡慕的劲头，也在报名处拼命地挤。可是因年龄太小，报不上名。

　　周恩来知道后，不由哈哈大笑：“一个小孩，人家怎么会要你?”见周秉德撅起了小嘴巴，周恩来又过来安慰她：“当然愿望是好的，可要立足实际啊!你年纪还小，好好学习，今后报效祖国的机会有的是!再说，留在后方，也可搞宣传发动工作。”本来心里有些沮丧的周秉德，听到这里茅塞顿开。于是，她积极参加了学校业余剧团，在校内、农村和社会上多次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

　　1952年，周秉德面临初中毕业。这时，国内上映了一部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片中主人公瓦尔瓦娜投身乡村，为小学教育呕心沥血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周秉德。她感到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而教育力量还很薄弱，一个教师梦开始时时萦绕在周秉德心底。

　　周六，周秉德照例回西花厅。餐桌上，她禁不住把自己择业的小秘密告诉了伯父、伯母。“好啊，女孩子选择做教师挺不错的，何况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的教师去培养人才参与祖国建设，当教师很有意义。当年我16岁，一毕业也是当教师的。当教师，我支持你。”邓颖超一听周秉德“宣布”的“决定”，马上做出欣慰的反应，并转过头向正在举筷吃饭的周恩来说：“秉德不准备考高中，打算报名上师范学校，你怎么不吭一声，表个态?”

　　周恩来放下筷子，缓缓地说：“这事应该让她独立思考。有你一人说就够了，我讲多了对她成长不好，压力大了。万一有一天她犹豫、后悔，都没办法。况且，她还应听听她爸爸妈妈的意见。”

　　这一年，周秉德梦想成真，被保送进北京师范学校。当时师资不够，不少适龄儿童无法入学，周秉德意识到师范生得赶快加入教师行列，补充师资力量。于是，一毕业她就主动放弃了上师范大学的机会，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区(现朝阳区)第三中心小学，在四年级做班主任，教语文和算术，真正成了一名乡村女教师。

　　然而，周秉德在教师岗位上工作才两三个月，又被调到区委参加肃反工作。“搞这项工作，要仔细、谨慎、实事求是!作为宣传教育群众的干部，自己一定要注意领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伯父对她的叮嘱。在区委工作的日子里，周秉德扎扎实实地工作在基层 ，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暴露出与周恩来的亲属关系，更没借用他们的特殊关系为升迁动过脑子。伯父、伯母为这个侄女的良好表现感到欣慰。

　　1965年，周秉德的丈夫沈人骅被调到西安工作。不久，为了减轻北京城市人口居高不下的压力，中央文件规定：“夫妇双方，如一方不在北京，另一方跟着调离北京。”周秉德说，伯父、伯母对自己随夫离京没有半点干预，更没有托熟人照顾她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侄女。“你的孩子，从小要严格教育，不能宠!”这是伯父在周秉德离京时对她的交代。

　　周秉德被分配在西安市轻工业局人事科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她成了造反派揪斗的对象——他们要周秉德交出局长们安排的接班人的名单，被周秉德拒绝了。被骂成“ 死老保”的周秉德，不断被造反派拉去问话、批斗，还关过3天。“如果你讲出你是周总理的亲侄女，造反派一定不敢关你了!”看过周秉德档案的人事科长感慨地说，但周秉德听后只是连连摇头。让周秉德欣慰的是，不论在哪里，自己依靠的还是组织，并没有依靠什么关系为自己开脱。

　　直到1974年，丈夫因工作需要被调回北京，周秉德也随他回京工作。她去西花厅看伯父、伯母时，一见面，周恩来听说周秉德已调回京，眼一瞪：“秉德，你是不是因我的关系调回来的?”“恩来，你不要忘了，秉德不光是你的侄女，还是人骅的妻子，是军人家属。”邓颖超的话刚说到这，周恩来连连摆手：“我放心了，是随军人调动的。”

　　自己的婚事伯父伯母操心不少

　　在步入工作岗位后，周秉德面临着谈恋爱的具体问题。对侄女的终身大事，周恩来夫妇操了不少心。邓颖超常常提醒周秉德：“对方最好工作表现不错，群众关系好，但也要考虑他的家庭可靠。”周恩来也曾跟侄女谈到自己的恋爱观，他说，找终身的伴侣要志同道合，人生目标要一致，这是最重要的，其余都是次要。在晚年，周秉德回忆说，伯父不仅仅是我的长辈，还像一个知心的友人。

　　1958年夏，周秉德母亲的一个朋友将自己的一个亲戚介绍给周秉德，对方是在莫斯科留学的大学生。没上过大学的周秉德也希望找个大学生当自己的“老师”，便打算征求一下伯父与伯母的意见。“你的婚姻问题能不能在25岁以后解决?我们中国人口基数大，要实行计划生育，从你们这一代开始要提倡晚婚。你看，晚点成家如何?”向来听话的周秉德爽快许应后，伯父的脸上浮现出由衷的笑容。

　　另一次，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和丈夫金山到西花厅，孙维世留苏的妹妹孙熙世夫妇也来了。此外，孙熙世还带来了她留苏时的一个男同学。用意不言自明，是要介绍给周秉德的。看到他们来，周恩来很高兴，他掏出钱，说：“我今天有事，没时间陪你们了。维世，你带他们到四川饭店吃顿饭吧。”周秉德回忆说：“好像我与留苏学生特别有缘。但由于当时的时代原因，我没有征求伯父、七妈的意见便主动终止了交往。”

　　不知不觉，周秉德已是25岁的大姑娘了。有一天，聂荣臻元帅留苏回来的女儿聂力出于关心，也把自己的同学推荐给周秉德。在接触中，两人谈得很投缘，感觉对方很适合自己。但是，当时中苏关系紧张，邓颖超用比较严肃的语气开导周秉德：“现在中苏关系紧张，你现在交往的这位朋友在苏联上过学，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一旦你俩成了夫妻，经常出入西花厅，会不会无意间被苏联克格勃所利用?”伯母的话虽没明确表态反对，但理智的周秉德没有一点犹豫：“您放心，我再也不会同他往来了，再喜欢也断这门亲事。”

　　1963年，已经26岁的周秉德还待字闺中，周恩来的老警卫秘书何谦见青年军官沈人骅已30岁出头还没对象，便决意为周秉德牵线。见面后，周秉德对沈人骅第一印象不错，对方英俊、谦和、稳重、正派，有知识，是党员，有技术，会4国外语，家庭背景好。

　　周秉德认识沈人骅后，就一五一十向伯母讲了对方的情况，请她参谋。一听说沈人骅的祖父是沈钧儒，邓颖超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家人我们太熟悉了，他的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他的爸爸是西城区的人大代表、中南海门诊部的内科主任，他本人在部队表现很优秀。这样的人家，用不着再了解。”

　　第二年国庆节那天，周秉德与沈人骅结了婚。“伯父欣喜地送我们一件礼物——一张七妈在庐山拍的21英寸的大风景照。画面上的云雾似在流动，两个凉亭在云间若隐若现，十分传神逼真。我十分珍爱。直到今天，我的床头还依旧挂着这张照片。那天，七妈像嫁女儿一样，准备了好些既漂亮又实用的东西，并不顾身体虚弱，带着秘书张元阿姨登门道喜。”

　　婚后，周秉德就搬出了中南海，“但伯父、七妈的关爱都始终如阳光一般沐浴着我。后来的几十年，我也从未间断去看望他们。”

　　非常时期的伯父成了一个“非常人”

　　1967年5月，周秉德出差到北京，到西花厅去看望伯父、伯母，无意间站在伯父办公室门口往里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只见办公桌上、躺椅上、地面上，到处是一叠叠文件。原来，各部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全国各地的问题和文件都往西花厅报。于是，伯父睡眠的时间越来越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是家常便饭。

　　一见面，周秉德见伯父的脸变得瘦削了，原本炯炯有神的双眼也布满了血丝。吃饭时，周恩来三下两下便放下筷子，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赶。这时，周秉德意识到：“伯父老了，也更忙了。”在伯父办公室门上，周秉德还发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他身边人员写的，还有伯母的5条补充建议，内容都是请求他注意休息，改变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保重身体。细一看，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也在上边签了字，伯父在上面写了8个大字：“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但是周秉德听伯母讲，他还是没兑现，休息得很少，于是在伯父的8个大字旁写了两行小字：“您的实践做得不够，必须真正实践才行。”

　　周秉德记得那一天，自己被留在西花厅吃午饭。饭桌上，她就西安各大学的造反派冲击陕西省委发了牢骚。周恩来耐心引导她，周秉德还是想不通：“为什么只相信少数学生，不相信广大的工农兵?”“那么多的老干部怎么会都是走资派?”这一讲，周恩来更火了：“你是省委、市委派来说服我的吗?”其实，当时周恩来同绝大多数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对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也尚未理解，但毕竟是党的领导人之一，必须维护与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犯过政治错误，但从来没有犯过组织错误。”这是他曾对周秉德等说过的一句话。

　　1968年8月，周秉德回北京打算探视已被关押半年的父亲，可是未被允许。事后她才知道，这是外交部部分红卫兵报到江青那里的一个案子，诬陷周恩寿参加了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组织的“聚餐会”这个所谓的“反革命组织”。江青批送周恩来处，周恩来亲笔批示逮捕令，指示立即逮捕自己的亲弟弟。当夜，周恩寿被秘密抓走。几个月后查清了有关来龙去脉，案子水落石出，但上边有命令，人还押在卫戍区，案子却移交给了“刘少奇专案组”。因此，此案一拖再拖，周恩寿被关了7年多，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释放出来。

　　周恩寿出狱时，周秉德与父亲相拥而泣。周恩寿含泪对周秉德说：“秉德，你莫哭!你爸爸这些年来一直与部长以上的大人物关在一起，我担心那些造反派整我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整你伯父。因此，天大的压力，我也要努力地活下去。你的爸爸没有错，你的伯父更没有错。”

　　最后一次天真的通话与不很在意的见面

　　1976年，周恩来去世的时候，周秉德正出差上海。1月9日清晨，她从广播里听到这噩耗时，当时就惊呆了。同事给她买了当天的机票，周秉德赶回了北京。在回京的路上，悲痛的周秉德回想起与伯父通最后一次电话、见最后一次面时的情景。

　　1975年5月12日下午，周秉德接到伯父的保健护士王力的电话后，便赶到她家。王力说：“总理有病，可能比较严重。昨天我们几个医生、护士在医院与他见面时，他问‘你说我还能活一年吗?’当时我愣住了。他有病，应积极治疗，带这种情绪会影响治疗效果的。秉德，你设法去见见你伯父，好好劝劝他。”

　　可是，邓颖超一再阻拦情绪激动的周秉德去305医院见伯父，说中央有规定。于是，周秉德只得拨通病房的电话，通过电话与伯父交流。电话中，周恩来的声音还是那么亲切、从容。周秉德一再打断他的嘘寒问暖，问他是否讲了那句话。“只是开个玩笑，有什么?”周恩来依然轻松地回答，周秉德急了：“这玩笑也不应讲，我们听了心里不好受，您要长命百岁，再为国家多做贡献。”

　　“你是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人总是有那么一天的。说那话也的确没什么，想开点，好吗?”电话中的伯父，语气时而严肃，时而缓和。

　　“我不忍多占您的时间，千万请注意休养好，配合治疗。如果不想呆在医院里，就回家住，或到南方走走，散散心，好不好?”放下电话前，周秉德一再恳求、劝告伯父甩掉思想负担，保重身体。

　　1975年5月20日，是周秉德最后一次见到伯父。那天，一走进西花厅，周秉德只见伯父微笑地坐在一个小沙发上，双脚搁在一个小墩子上，脸庞更为消瘦，老年斑比以前也更多了。问候后，周秉德在伯父身边坐下，当时伯父气色还可以，他还询问了自己的工作和孩子情况。聊了一会儿，周秉德怕过多打扰伯父休息，便起身告辞。出门时，周秉德提出要伯父合张影。“你看，家里人很多，下次我们再照吧!”周恩来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说。

　　真没想到，这一天竟成了永别，伯父说的“下一次”再也没有了，成了周秉德一辈子的遗憾。尽管周恩来在6月15日最后一次回到西花厅，但周秉德却因当天要招待丈夫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而放弃了这次见面的机会——一心想着伯父的病，多休息，多疗养会好一些的。

　　如今，周秉德想起来，“感觉那时的我太天真了，其实当时的伯父身患膀胱癌4个年头了，并早已恶化，小便次次是血尿。但这在当时都严格保密，住院期间，七妈坚持按当时中央的规定，不让亲属探视。若我知道他病情竟如此严重，说什么我也要闯进医院的”。

　　“其实，1976年1月8号中午七妈就让秘书将噩耗第一个告诉了我爱人沈人骅，让我爱人赶紧转告我和在京亲属——其他不在北京工作的就不让他们来参加葬礼。七妈特地嘱咐秘书，给外地拍电报：见报请勿回京。也就是说见到伯父去世的消息，不要到北京来，要坚守岗位，不要影响工作。”周秉德回忆说。

　　回到北京，周秉德戴着黑纱来到了西花厅。原以为伯母会在床上躺着哭成个泪人，没想到她是在客厅里，而且站着等自己，周秉德抱着她痛哭。邓颖超始终没有眼泪，说：“秉德啊，要坚强啊，不能哭啊!化悲痛为力量，化悲痛为力量!”……

　　“1月10日，我们一起到北京医院后边的一个小太平间里去参加告别仪式，那时弟弟妹妹和有些亲戚都来了。在条件很简陋的一个小院子里，一个小的告别室，我打头，弟弟妹妹，还有哥哥嫂嫂，跟我伯父做最后的告别。那天很冷，我当时没有穿大衣，戴着围巾、手套。来到告别室门外，我突然感到戴手套、围巾是对伯伯不恭，我就把手套什么的都脱下来，往地下一扔，才走进去。”看到伯父消瘦的遗容，周秉德难过极了。

　　周秉德回忆说：“除了撒骨灰，我们参加了所有的告别仪式，但七妈特别交代媒体不要报道我们，现在想起来她是在保护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倒台，她不想让我们多露面。”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以后，七妈在台湾厅召集亲属、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共同开会。七妈对我们讲话，特别是对于丧葬仪式的改革，讲我国几千年都实行土葬，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号召实行火葬，这是一场丧葬革命;现伯父主张火葬不保留骨灰，这又是一场殡葬革命，你们要支持伯父这个主张!就说要撒掉骨灰。另外因为两位老人家一直说他们是党的人，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的葬礼都要由党支部来执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党支部，所以他的事情都交给党支部去做。15日至次日凌晨，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罗青长、张树迎、高振普，还有中组部一位领导，4个人一起坐军用飞机，将伯父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周秉德说，伯父的身体虽然什么也没有留下，但他的名字，他的形象，他的品格，他的精神，却又装满了亿万人民的心田，在以后的日子，随着岁月渐渐越走越远，她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1992年7月11日，伯母邓颖超溘然长逝，留给周秉德的依然是无尽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今年是七妈100周年的诞辰，老人的影子还是时在我脑海里出现，无法忘记七妈对我的关爱，她襟怀坦荡、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和谦虚谨慎、密切联系群众的公仆本色值得人们学习”。

　　伯父伯母去世后，每逢1月8日伯父忌日和3月5日伯父生日及有关伯母的相关纪念日，周秉德一大家都要和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一起，在周恩来像前鞠个躬。每每走进西花厅，周秉德都不敢多看那开满海棠花、芍药花的庭院和园中的小径，她仿佛可以看见伯父、伯母的身影，听到伯父朗朗的笑声和伯母谆谆的教诲，自己又沉浸在对他们绵绵不绝的思念之中无法走出来。

　　周秉德曾先后任职于北京首饰进出口公司、北京市外贸局、北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到侨办《华声报》担任副社长，后来到中新社担任副社长，直到1998年退休。退休后的日子仍然很忙，因为一些单位常找她去讲课或作报告，讲她所受的人生教育。她说，掐指一算，怎么也得上百场了!

　　这些年来，周秉德的记忆里一直荡漾着伯父的音容笑貌，“我觉得他那双眼睛依然在注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伯父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无论你今后从事什么工作，都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我将铭记伯父、伯母的教诲，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来源：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