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初探
文章来源：祝天文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2-02 10:15    点击量：792    大 中 小

　　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初探

　　作者：祝天文

　　世界上任何艺术都是特定文化土壤里的产物。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与系统内其他文化因素没有关系的艺术是不存在的。从历史遗留下来大量书法著录来看，中国书法的发展同汉字的演进，同哲学、文学、美学等文化思想的演进是密不可分，因为书法与文字不可分离，思想的传播、教育、轮选制度、宗教等都与书法发生联系。人们在书写具体内容时，又潜移默化地被各种思想、价值观影响，从而外优为书法的气韵神采。书法对于个人而言，“书为心画”，可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是个性化的，对于集体而言，书法是一种文化认同，是使用汉字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的反映，有其时代风尚和地域特色。

　　一、古代社会与书法艺术

　　（一）社会生活与书法艺术

　　书法在古代与实用密不可分，用文字书写的律令、书信、告示、表章、契约等，许多就是精美的书法作品。我们今天见到的古代书迹，绝大多数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书写，并非是专门的艺术创作。古代的木质建筑有瓦当文字、楢联、榜书，它们皆与建筑的整体美融为一体（钢筋混凝土建筑改变了这一习俗）。娶亲嫁女，都有大红喜联遍帖房门，烘托喜庆气氛。给老人祝寿除了吃长寿面，还必须请善书者写大寿字和寿联，以显隆重和喜庆，此习俗至今不变。中国人过年更是少不了家家门上贴红色春联，而自己书写春联成为很多读书人展示书法技艺的最好机会。在农村春节期间会有人挨村挨户地唱“门歌”，讨些小钱以增加收入，他们通常先赞赏这户人家春联的书法和文辞，一直唱到对新年的祝福，主人高兴了，自然少不了赏钱。明清以来，居室里挂名家的书法作品成为中国人最为普遍的雅兴、习俗，也是个人文化品味的体现。随着中国经济水平地提高，书法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普通家庭，美化着人们的生活。

　　在古代、写佛经、刻佛经与诵佛经是中国佛门弟子虔诚而神圣的事，许多人相信刻写，诵读佛经其灵魂会自然净化，会受到佛祖的美化指引。造佛像，刻写造像记更是功德无量的庄严盛事，泰山《经石峪金刚经》、洛阳龙门造像记等书法瑰宝就是这样流传至今的。

　　在电脑已经普及的今天，人们不再需要像古人那样劳形于案牍，书写不再是必须，而以敲击键盘代替了书写。书法却迎来真正先别实用，成为完全独立的一门“纯艺术”。虽然不书尺牍书疏，但书法审美习惯已经写入传统文化的“基因”中，仍然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中，这是我们与之俱来的天性。只要汉字仍然使用，书法艺术就会延续下去。今天人们仍然力所能及地用书法来美化生活，陶冶性情，是风俗沿袭之处，社会有书法，这一点与古代没分别。

　　当我们流连于深山古刹，漫步于园林胜景，随处可见书法名家的墨宝，书法与环境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书法还可以和根艺、铁艺、雕刻等形式成为酒店和居家装饰，美化着人们的生活。当我们打开电脑、输入汉字时，还可以考虑选择喜爱的字体，这些字体有很多就来自书法名迹。

　　（二）科举与书法艺术

　　科举取士制度是古代中国进入文治时代以后重要的选拔人才制度。科举意味着普通文人阶层必须经由这唯一独木桥才能进入仕途。虽然科举有其自身的弊端（如考试内容僵化，不利于创造才能的发挥，往往将有主见、对国家发展可能会有新观点的人才拒之于体制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之所以有灿烂的文学艺术与科举有着密切地联系。

　　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书法的严格要求。隋唐以来，“身”“言”“书”“判”是科举取士的基本标准，面对“书”即书法的要求，有时甚至达到苛刻的程度，甚至成为科考成败的关键。历史上就不乏因书法不工，或达不到要求而仕途失意，终身困顿的人。清代道光年间的文坛翘楚龚自珍就因为书法不佳而科举失败，终不能施展其抱负，以至于他写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诗句。明清时期出现的“馆阁体”书法就是这种特殊要求的体现。

　　（三）帝王与书法艺术

　　中国历代帝王中，除少数开国皇帝文化程度可能不高外，大多数从小都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其中就包括书法的学习。这些帝王深知，在一个文人众多的国家，自己若没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很难服众，而书法的修养是文化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帝王所处的位置使他深刻地意识到，书法对于统一人们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帝王们会不遗余力地推行某一种书风，让全国效仿。如唐太宗极喜欢王羲之书法，认为它是“尽善尽美”的典范，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的学习，还命群臣都来学习王羲之书法。唐太宗曾命书法高手将王羲之《兰亭序》勾摹临写数本。正因为唐太宗地推崇，王羲之的书法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得到广泛的喜爱，成为中国书法的正统。

　　除了唐太宗、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徽宗赵佶、清代康熙、乾隆等都对书法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并有所建树。这些帝王以“读书人”自居，也常以书法来展现其才华。其中徽宗赵佶还以其个性鲜明的“瘦金体”享誉书坛，光耀千古。

　　由于以帝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喜爱或提倡，往往会使某一个书家的风格全国仿效，习者众多，这样就形成了书法审美传统。正因如此，直到今天我们还会以王羲之创立的“不激不后而风规自远”的审美境界作为书法艺术的最高标准。

　　二、古代文人与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是中国广大文人阶层共同创造的，他们在书写汉字时很不自觉地会投入到书法美的创作之中。首先，书法之美是否直接影响到入仕前途；其次，书法除了有其功利和实用的作用，还深深影响到广大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生活；再次由于一些文人参与到书法理论研究中，逐渐使书法成为专门的学问。

　　早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书法热”，一批读书人不以功利为目的，仅出于爱好，对新出现的草书狂热追逐，到了“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内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久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催折，见腮出血，犹不休缀的程度（汉赵壹《非草书》）。而古代大多数文人则将书法作为书斋清玩，聊以自娱的休闲方式。欧阳修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欧阳文忠公集》）。”书法是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释放公务之余的精神能量，甚至可以“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寓于书”（韩愈《送商闲上人序》）。

　　中国文化自古重视艺术方面的修养，以配合人的完善发展。先秦时有“六艺”即礼、乐、射、驭、书、数是说“君子”或知识分子必修的六个课程，其中书就是其中之一。孔子曰：“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君子”指出了具体要求。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文人士代夫在书写汉字时几乎都有一种意技的心理，欲使书法成为其展现学识修养和人格品位的载体。清代学者刘熙载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己”（《艺概》），对“书如其人”作出了全面的诠释。

　　今天毛笔逐渐被硬笔取代而淡出实用舞台，毛笔书法遂成为一门独立艺术。此外，现在还有专门的硬笔书法比赛和展览活动，足见书法精神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中。

　　经历代文人书家对书法理论地研究和阐发，书法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从汉代开始，就出现了专门论述书法的理论文章，以后历代都有学者以书法研究为专业艺术方向的。而更多的书法观念散见于各种笔记，散论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它们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传统文化与书法艺术

　　要鉴赏书法作品，就要了解支配着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传统哲学思想，它们是多数中国人人生修为和精神的最终归宿。中国的书法美学源于中华民族传统哲学观，最早是“易”文化的启蒙，后经“儒”“道”“释”三家哲学的碰撞和融合，逐渐形成以儒家为正统，以“道”“释”为补充的艺术哲学，贯通中国一切文艺。哲学思想规范着人类精神活动的各个方面，艺术也不能例外，书法作为一种“明心见性”的艺术当然也不可能逃离它的影响。

　　（一）“易”文化与书法艺术

　　中国古老的宇宙观认为，充满宇宙的是生生不穷的“元气”——它从太虚中喷洒出自己的创造物，分化为阴阳二极的天地，万物得之者生，失之者死。元气在自然界分为阴阳二气，万物的消长、季节的更替、生命的盛衰都是阴阳二气运行的结果。古人依据这一理论，创造了八卦，并以之窥测宇宙运行乃至对生老病死、人生运数的预测。阴阳对立统一，在太极中表现为黑白二色的分割。乾旋坤转，天体运行，昼夜交替，寒来暑往，是对宇宙运动的高度抽象概括。书法重要的几对审美范畴如刚柔、方圆、向背、虚实、藏露、缓急、枯湿、奇正等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体现。明代学者项穆在其书论著作《书法雅言》中说道：“圆为规以象天，方为矩以象地。方圆互用，犹阴互藏。”书法作品的风格气韵就是在阴阳冲突而调和中去把握的，“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传王羲之《白云先生书决》)”。书法是创作主体一人的本质力量的再现，故而必然要反映人的性情与生命状态，而人又是与造化同构的，“情动行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唐孙过庭《书谱》)。中国古代书论正是从这一高度来品鉴书法艺术优劣的。时代书风也像太极图中的阴阳二气运行消长，有时阳气稍盛有时则阴气上升，形成不同的时代特色。总来看，儒家提倡阳刚大气，道家与禅宗则倾向阴柔含蓄。

　　（二）儒家伦理观与书法艺术

　　儒家思想是战国时代孔子所创立的学派，包括儒生增加进去的部分，其核心是讲“仁”与“礼”。儒家思想以社会为出发点，要求人们不断内省修身，提升人格境界，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最高理想是为“圣人”。儒家把一切艺术都当作教化的工具，书法艺术更是如此。儒家主张人生要积极入世，要有所作为。在审美上要合乎“礼”，追求“尽善”“尽美”。在书法艺术风格倾向性上，就是崇尚整齐、浑厚、中和、不露、不怯的风格。在笔墨技巧上，最明显的在于推崇“笔笔中锋”“无往不复、无垂不缩”。这样一些笔法则，使笔墨文字尽去芒角，文字形象温厚敦实，透射出一种表现人的本质力量的雄浑美和儒者修身养性的内在精神美，使书法艺术创作实现它的本质目的一通过完善自我人格的艺术再现而达到感染人、影响人的目的，实现“敦教化，美人伦”。儒家把艺术纳入教化范畴，提倡寓教于乐，这就对“乐”——艺术本身提出了道德与伦理的内在要求，无论是诗歌、音乐、舞蹈还是绘画、书法，首先它们的内容都不能与社会集体的伦理价值观相悖，否则将受到排斥；其次，艺家本人除了具有高超的技能外还必须有高尚的道德与节操，这样才能在艺术实的过程中，风而化之，起到感染人、影响人的作用。

　　儒家这种艺术伦理化倾向，在书法艺术领域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历来书法家都强调立德立品，艺德双修，不但要有精湛的书写技巧，而且要有闪光的内在精神和灵魂，使艺术作品透射出艺术家人格光辉，简单说就是“字如其人”。这样，外在的艺术形式与内在的精神灵魂才能达到和谐统一，才算实现艺术家生命的最高价值。儒家将艺术道德与伦理化的倾向成为后来古代“以人论书”“书以人取”的审美传统。历史上人格伟大而艺术精的书法家，就受到人们广泛的推崇和膜拜。相反，人格低下、灵魂丑恶的艺术家，就要遭人唾弃，连同他们的艺术地位，也一落千丈。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就因为一生刚正不阿，是“忠烈”的典型，他既大气磅礴又温柔敦厚的书法正是人格精神的写照，也是儒家思想的完美呈现，因而一直被后人奉为楷模。而宋代的佞臣蔡京则因为人品不称，被后人贬损。元代大书画家赵孟頫也因为是宋代皇室嫡孙，却在元朝做官，被认为人格有污点，其书法也招致很多贬斥。但客观看，一个人的书法水准并不和他的道德节操有必然的联系。

　　（三）道家自然观与书法艺术

　　道家学说是战国时代思想家老子(李聃)和庄(庄周)所创，其思想集中体现在《道德经》和《庄子》两部书中。道家学说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冥冥之中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玄秘的“道”衍生天地万物。凡是符合自然之“道”者都是美好的，反之，违背“道”的，则是丑恶的。从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本体论出发，老庄提出了一系列人类行为准则，主张“清静无为”，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完全否定社会伦理与文明，反对文艺娱乐活动。他们认为一切经人为雕饰而失去天然的东西都不美。“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因此主张“法天贵真”，追求的返朴归真的境界，实现人与天、艺与自然的契合，即所谓“清水出笑蓉，天然去雕饰”。反映在书法技巧与风格上，即崇尚真情与率意，用笔恣肆，任意而行，来无迹而去无踪，风格上多追求灵秀飘逸一类。

　　道家的这种崇尚“自然”的审美理想，实际上已被奉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审美境界。艺术的“自然”是不容易达到的，有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是“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飞跃，是“绮烂之极，反造平淡”的升华。这其中仍然需要高超的技巧、深厚的功力，更需要悟性。

　　为了实现这种造自然的艺术境界，艺术家又从道家体悟大道的方法中获得启发，提出了有关艺术创作中的心理准备的理论。蔡邕在其著作《笔论》中提出“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蔡邕在这段文字里强调了排杂念，涤滤胸怀，保持淡泊明净的心境对书法创作的重要性。艺术创作必须摆脱功利欲念，才能进入自由的创作境界，“若迫于事”，受直接的功利目的羁绊，则难以自由自在地发挥艺术才思，“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那么，如何澄静胸怀、纯净精神呢？蔡邕提出的方法是，“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对至尊”。蔡兽的这段话，可以说就是道家“致虚极，守静笃”“妙悟”“坐忘”等自然本原的认识论思想在书法艺术创作上的诠释。这种思想在书法创作上被广泛接受。比较著名的论述还有唐太宗的《笔法诀》、欧阳询的《八法》等。《笔法诀》云：“夫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八法》云：“澄神静虑，端己正容，秉笔思生，临池志逸。”这些论述，和后代书法理论中其他这方面的论述一样，都是受道家认识方法影响的结果。相比之下，儒家更强调艺术的社会功用，而道家自然本原的认识论对艺术创作规律的影响更大。儒家主张以道德礼义规范的约束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以及的内心平和，这是一种入世的积极人生态度；道家主张脱离社会，脱离文明的约束而获得高度的个人精神自由，回到清静、无知无欲无争的原始混沌状态，这是一种消极避世哲学。儒家认为“以礼制欲，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是一种高美的人格；道家认为，恢复自然本态，清静无为是美的最高体现。反映在文艺观上，儒家的献身经世精神要求以“充实之谓美”(《孟子》)，要求文艺表现出博雄壮的阳刚之美；而道家则追求朴素、恬淡、虚静的阴柔之美。儒道两家的立足点一社会与自然，本来是客观世界中互有冲突但又互相依存的两极，而“至大至刚”与“任情恣性”本是人性需要的两个方面，一个调节社会，一个和谐个体自我精神，从思想结构上说他们是互补的，所以儒道两家在中国历史上会很快合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核心思想和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主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而济世，退而山林”，形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既“游于方内”又“游于方外”的双重人格形态。政治上得意时，儒家精神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而怀才不遇或遭遇挫折时，老庄思想就成为他们躲避风浪的“温柔乡”。屈原、李白、苏东坡…，他们不同于一个时代，精神心态却何其相似！

　　（四）佛学思想与书法艺术

　　佛学思想起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与传统哲学“儒”和“道”相互影响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主核的三大来源之一。从佛学的哲学精神上说，可以说同儒、道两大家一样，也渗透到中国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最里层，成为一种中国知识分子无可挣脱的精神宿缘一一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中尽大多数人偏好不一，但总是儒佛或儒道兼修，“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济天下者自然是儒，独善其身时则可退隐山林作老庄之游，亦可遁身沙门，从这种意义上说，道与佛这两种哲学在思想上更接近，它们都是精神痛苦时的避难所。

　　佛教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佛教经书的抄写造就了“写经体”，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形式，许多写经就是书写精美的艺术作品，而今被当作“法帖”来学习。其次，本化了的佛教宗派一一禅宗，对书法创作与鉴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禅宗主张人人都有佛性，条件成熟时，刹那间即可顿悟成佛。禅宗以沉思静悟而求顿悟成佛，道家以“心斋”“坐忘”求得人性返朴归真，二者都是要达到人性与人生境界的完美至善。

　　禅宗出现后，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禅”——静默沉思的思维方法，影响到文艺的品鉴和创作，引发了以禅论诗、以禅论画的新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艺术理论。禅宗思想对书法的影响经苏拭、黄庭坚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阐述，逐渐浸透到书法美学的各个方面。在创作的美学追求上，以道家自然观为基础进一步提出“萧散”“淡雅”等带有佛教“空”的意味的艺术新标准，反对姿媚与俗态。佛的“空”与道之“无”相类，而“淡雅”较“自然天真”更为细腻，在创作方法上，提倡“无意于佳”与“无法”，“不较工拙”。创作时，“心不知手，手不知心”，进入一种超然物外的、和谐的心与神契合的心理状态，这可以说也是对蔡邕以来道家思想在书法创作论上之影响的发展和补充。在书法鉴赏上，提倡默读神会，亦即“悟”的过程，作品格调上，含蓄美被进一步发扬而光大，这是禅宗静思默悟之认识论的体现。这种认识方法，从宋代开始被引入了书法鉴赏，如黄庭坚所说：“字中有笔，如禅家句中有眼。”鉴赏书法作品内在之要通过“默悟”的方法。

　　祝天文

　　参考书目：

　　①崔建林.《中国书法艺术鉴赏［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01

　　②桂晓亮.书法艺术鉴赏［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09

　　③李彬.中国书法绘画知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10

　　④吴葆伦，凌士欣.中国书法技法与鉴赏［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08

　　⑤杨飞编.中国书法与绘画全书［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