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委员谈农村扶贫：城乡统筹 美美与共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16-03-06 22:22    点击量：375    大 中 小

　　乡村魅力如何提升

　　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要坚持不懈推进农村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发挥亿万农民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谈农村发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委员

　　破解粮食新难题

　　近两三年来中国粮食局面令人困惑，国内粮食产量、进口粮食数量、社会库存总量连续出现了“三量齐增”。一是因为粮食供求的品种结构存在突出矛盾，二是我国粮食生产缺乏价格竞争力。由于各种因素，从2012年底，我国粮食价格持续大幅度高于国际市场。但根据关税配额制度，能够进口到我国市场的三大谷物在数量上就是可控的，其总量不会超过我国目前谷物总产量的4%。

　　但要看到，当前我国粮食市场受进口冲击大的品种，主要是非关税配额管理的品种，如大豆、大麦、高粱、玉米酒糟以及木薯等，作为主要在饲料行业玉米和麸皮的替代品，这些进口产品构成了对我国玉米市场的严重冲击，迫使相应数量的国产玉米失去了市场，不得不进入仓库。这是引发粮食“三量齐增”的另一大原因。

　　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的改革，粮食购销中最突出的矛盾是玉米，对玉米实行“市场定价、价补分离”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玉米收购价格的形成，要尽快改由市场供求来确定，并以此引导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和品种结构的调整，切实推进粮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基础上，激活玉米购销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对各类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在金融服务上一视同仁，并强化落实监管责任。同时，促进玉米产业链协调发展，尽快采取既有利于调动加工企业积极性、又有利于玉米去库存的相关政策措施，着力扩大加工企业对国内玉米的需求。还要切实保障玉米生产者的合理收益，要加快研究出台符合国情和世贸组织有关规则的玉米生产者补贴制度，使农民在剧烈的市场波动中能够平稳渡过难关。

　　(本报记者　朱少军)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委员

　　乡村治理要尊重内生需求

　　今年春节，不少人的回乡见闻中都透露出了乡村问题。“记忆中的美好”与现实变化的冲撞和错位，令不少人忧伤感怀。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扩张，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其中绝大多数不再回到村庄，农村人口的持续下降和农村日趋空心化令人关注。

　　建议政府加大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投资力度，满足农民建设美好家园的内生需求，培育经济增长点。可以利用现在建材产能过剩的低价契机，借鉴一些国家的做法，适时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要创新机制，搞好平衡资金。一些近年来取得的好经验值得推广，如有的在城市近郊采取“三个1/3”的做法，即村庄归并整理出的土地1/3用于复垦，1/3用于屋舍建设，1/3用于商业开发，既保证耕地不减，也较好地平衡了建设资金。

　　(本报记者　郑海鸥)

　　青海贵德县河阴镇大史家村党委书记毕生忠代表

　　畜牧业升级留住年轻人

　　畜牧业是青海牧区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更是广大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性产业。青海部分地区曾经由于农民工外出务工导致大量耕地抛荒，近年来推行土地流转效果不错。但由于农业产业链不成熟、市场变幻莫测等原因，青海优质的牛羊肉走不出去、卖不上价。

　　解决这一问题，需立足“产业”和“人才”：一方面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要改变粗放、低级的生产经营方式，大力推广畜牧业精加工、深加工，推动青海畜牧业向产业链上游移动，让更多的牧民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就地城镇化；另一方面要建立起完善、有效的培训机制。鼓励大专院校开设食品加工、安全生产等相关专业和课程，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课堂，掌握专业知识。

　　(本报记者　王梅　侯云晨)

　　四川广元市委书记王菲代表

　　新农村须用好返乡力量

　　城乡统筹的难点，在于农村缺乏持续发展所需的智力资源和财力资源。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有不少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形成了一股推动农村发展的新兴力量。能否用好这股“返乡力量”，对于能否顺利推进城乡统筹具有重大意义。

　　农民工的“回流”，推动了生产要素的逆向流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发展，同时缓解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有助于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事实证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不仅带回了家乡缺乏的技术和市场信息，同时也推动了农村综合改革。而要发挥返乡农民工对城乡统筹的推进作用，需要政府引导、政策激励、产业支撑和技能培训等措施多管齐下，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带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回乡。只有让农民工愿回来、留得住、能发展，才能推动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本报记者　张文)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院长唐洪军代表

　　破解农民贷款难

　　农民贷款难、贷款贵一直是困扰农村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破解难题，需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把农民手中拥有的林地、承包地、宅基地和房屋等资源变成可抵押可流转的资产。重庆、浙江等地已就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先行开展试点，效果良好但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土地资产评估难、变现难，贷款申请程序相对繁琐等。

　　关键还是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相应的风险共担机制。继续完善“三权”抵押融资手续、降低融资成本、简化服务流程。同时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探索建立专门的贷款损失保障或补偿机制，在借款者违约、金融机构难以将抵押物变现时，通过收购抵押物或进行风险补偿，以化解“三权”抵押融资给金融机构带来的不良风险。

　　(本报记者　李坚　蒋云龙)

　　湖北咸宁市委书记李建明代表

　　创农民学校培育新农民

　　农村一些困难家庭虽然有劳动力，但缺乏先进生产技能，无法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外出打工也挣不到“大钱”。针对这类农户，我们从2015年开始鼓励各乡镇开办农民学校，让农民先“富脑袋”，再“富口袋”，效果很好。

　　创办农民学校，提升农民劳动技能，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应该是改变乡村的一个重要抓手。把课堂搬到基层、搬到现场，通过技术培训、田间指导、实验示范等方式，结合当地农村特色和市场需求，灵活设置培训课程和培训模式，为贫困农民量身定制培训方案，经过培训的农民致富能力会大大提升。同时，要注意思想层面的引导，以农民学校为依托，组织政策宣讲人员、专业技术人员、脱贫先进典型、致富带头人等组成讲师团，在农村培养向上向善的氛围。

　　(本报记者　程远州)

　　黑龙江安达市劳动转移办公室那辉代表

　　种植结构调整需设施支撑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是调整农业种植结构。黑龙江省提出了“减玉米、稳水稻、增大豆和杂粮、扩果蔬和草蓿”的调整方向，要支撑调整，亟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如旱改水工程、建蔬菜大棚等，资金缺口很大。需要加大对农业种植结构调整的扶持力度，以使农业地区的生产条件尽快满足新的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

　　应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用于农村的增量、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量要逐年增加。同时，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重大水利工程等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引导和吸引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投入农业农村，形成政府投资与社会资本协同投入“三农”的格局。

　　(本报记者　袁泉)

　　新疆农业大学副校长蒋平安委员

　　建设国家现代畜牧业示范区

　　畜牧业是新疆最具特色的传统优势产业之一。在新疆建设现代畜牧业示范区，有利于促进农牧民增收，有利于创新现代畜牧业发展模式，有利于建成西出国门连接中亚国家，贯通河西走廊连接内地省区的畜产品贸易大通道。

　　国家层面应研究出台相关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对示范区建设的扶持力度。支持示范区开展金融保险改革创新，重点在延长畜牧业贷款周期、扩大金融保险抵押物范围、降低保险门槛、扩大保险范围等方面进行试点创新。调整优化现有惠牧政策，允许示范区结合实际，对国家现行农机购置、农资补贴等补贴政策进行灵活调整，据实确定补贴范围、补贴标准和补贴主体，并在示范区实行以畜产品产出量、畜产品外销量为依据的财政补贴试点。

　　(本报记者　杨明方　杨远帆)

　　人的城镇化怎样实现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云南省红河州州长杨福生代表

　　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云南省红河州是全国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地区，在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工作中，遇到一个突出问题，保障资金缺口较大。经初步测算，“十三五”期间，全州预计将新增城镇常住人口100万人左右，需要投入150亿元，对于一个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来讲，资金缺口巨大。

　　这一问题在基层较为普遍。建议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抓紧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中央、省、州(市)、县各级政府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在政策保障方面，制定推进人口市民化的激励政策，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城乡建设用地等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模挂钩机制。在推进市民化的方式上，既要加快推进异地市民化，也要重视就近就地市民化的问题，建议研究制定支持就近就地市民化专项转移支付等配套政策。

　　(本报记者　杨文明)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兆安代表

　　农民工不再孔雀东南飞

　　城乡统筹，首先规划要统筹，城市和农村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规划，从规划层面解决城乡分割、资源配置不匹配等问题；产业要统筹，推动农村“三化”联动，即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均衡发展；空间要统筹，包括人口布局、城镇布局等，从根本上解决现在2亿多农民工工作、居住、生活、户籍都分开的问题，让“孔雀东南飞”成为历史。

　　城乡之间最大的统筹是社会发展的统筹，城乡最大的落差还在社会事业上，如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水平差距甚大。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乡社会事业统筹的基本方向，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做，但要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整体目标，还需要继续加大力度。

　　(本报记者　曹玲娟)

　　安徽省阜阳市委书记于勇代表

　　产业布局引领就地城镇化

　　每年春节，阜阳因农民工返乡，医院门诊量增加30%，住院量增加20%，用电量增加50%，人口的大量流动，给城市管理带来很大压力。就地城镇化就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它的好处显而易见：夫妻长期分居、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迎刃而解，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也会缓解。

　　就地就业需要优化产业布局，制定分类促进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办法，引导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优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就地转化方面，应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功能规划和政策引导，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深加工，形成一批优势产业集群。同时，建议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力度，把就地城镇化的农民工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

　　(本报记者　何璐　孙振)

　　河北省沧州市政协副主席何香久委员

　　农民工就业保障仍需完善

　　我国有农民工2.3亿人左右，其中“80后”达1.41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1%。然而，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城市中面临着总量过剩、就业质量偏低、讨薪难等问题。

　　改善农民工、尤其是80后农民工的就业现状，亟须建立健全农民工就业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覆盖全体农民工的工伤、医疗保障体系，逐步解决养老保障问题，将稳定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贫困救助、教育救助、应急救助机制。同时改革创新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构建“以政府投入为主，受益主体为辅”的多元化培训投入机制，确保农民工具备相应职业技能；建立就业培训的激励机制，规范职业培训市场。同时，要构建农民工双向流迁就业体系，为农民工回乡创业提供政策、资金支持。

　　(本报记者　史自强　张璁)

　　深圳国威电子车间副主任易凤娇代表

　　消除农民工的“过客”心理

　　拆分式的生活方式让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长期在城乡之间摇摆，无法形成熟练的技术工人阶层，阻碍了个人发展，也影响企业长远发展和产业升级，同时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贡献者和后备居民主体，消除他们的“过客”心理，推动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是当前亟须着手的事情。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降低入户门槛，积分入户政策不能唯学历论、唯技能论、唯社保论；赋予异地务工人员子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减少留守儿童数量；加快建设公租屋和保障房建设，取消户籍歧视，将异地务工人员居住问题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建设规划；重视异地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质优价廉的文化活动；同时要将异地务工人员的社会融入问题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推动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进程。

　　(本报记者　李刚)

　　城市如何更美好

　　实现城市有序建设、适度开发、高效运行，努力打造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山东威海市长张惠代表

　　绿色指数决定城市魅力

　　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布局不合理，比例搭配不当，是城镇化建设中普遍遇到的难题。三者相互依存，挤压哪个空间，都会降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城镇化带来的获得感。

　　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应当把更多的公共空间留给市民，特别是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多一方绿地，多一块体育健身场地，都能有效缓解生活压力，提升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群众的舒适感、愉悦感和幸福感。城市要宜居，在生态空间上，应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置于优先地位，合理利用土地、海域、岸线资源，最大限度避免过度开发，使市民充分享受“绿色指数”。在生活空间上，应通过增加民生投入，不断拓展公共服务空间，打造体育健身服务圈、医疗卫生服务圈、公共文化服务圈，让社区设施更加完善，群众生活更加便利。同时推动公共服务设施向镇村延伸，加快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努力让城乡居民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本报记者　刘志强　潘俊强)

　　四川广安市人大副主任康永恒代表

　　让“小镇故事”多起来

　　“城镇化”指的是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的进程。但目前，我国不少地方都存在着以城市化代替城镇化的问题。城市越建越大，“城市病”越来越重，小城镇受到制约和挤占，长期发展迟缓。加快培育小城镇已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当务之急。

　　培育小城镇，必须在特色上下功夫，避免千镇一业、万屋一貌。没有产业支撑的小城镇，就没有吸纳当地农民进城镇就业的能力，小城镇建设必须结合本地优势，积极培育壮大二、三产业，实现农村就地城镇化、农民就地城镇化。我国地域差别很大，各地小城镇风情各异，这是小城镇的魅力所在，也是城镇化可以承载“乡愁”的文化所在。要防止“大拆大建”，切实保护和传承好乡土文化，建设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的美丽城镇。要结合本地居民的实际需求，规划建设好医院、学校等必要的公共产品，让“小镇故事”充满喜和乐。

　　(本报记者　徐隽　王明峰)

　　江苏省盐城盐都区仰徐村党委书记徐荣春代表

　　城镇美要靠科学规划布局

　　新型城镇化近年突飞猛进，但在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发展不充分、城乡资源要素无法顺利双向流动等问题，仍然制约着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进新型城镇化，龙头在城镇，难点在农村，既要让龙头摆起来，也要让龙尾舞起来。建议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引领和“点线面”的示范带动，推动产业向城镇集中，实现产业聚集发展；推动人口向城镇集中，实现人口集中居住。同时注重城市规划、专项规划各板块的衔接，把空间布局作为重中之重。通过空间布局，功能分配，合理引导农民就地城镇化，并搞活镇村经济、加强公共服务，让城镇更宜居、更有吸引力，从而迈出以城带乡、城乡共进、协调发展的步伐。

　　(本报记者　姜洁)

　　河南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葆森代表

　　城市建筑要有温度

　　由于工作需要，我行走过我国多半城市，虽然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却大多千篇一律，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区分度并不高。如何增强城市特色的辨识度、让城市发展脱颖而出？这离不开本土文化、城市文明的涵养。

　　城市建筑是城市文化最直接、最具象的体现。因此，城市发展绝不能大拆大建、大兴土木，热衷高层、超高层建筑的城市建设模式，而是要像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教授所言“积极保护，整体创造”，前者实现城市文化的传承，后者进行城市文化的创新。一方面，要把具有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的民居民宅、旧址遗址好好保护起来，不能视其为城市扩建发展的包袱和障碍，而是充分挖掘它的当下价值；另一方面，新建筑不可求大求全求奇，而是要让建筑有温度，使冰冷的建筑与热情的服务紧密结合，让城市建筑既能体现人文关怀，又能体现文化特质，更能体现民俗民风。

　　(本报记者　朱佩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