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重生记
文章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作者：    发布时间：2019-04-19 16:48    点击量：324    大 中 小

　　2016年5月25日,工作人员正在向商户进行疏解政策宣传。　受访者供图

　　35年前,35岁的河北沧州人于桂亭第一次到美国纽约,在纽约郊外的一个大型商场考察时,他萌生了一个梦:有朝一日在自己的家乡打造这样一个商业“巨无霸”。

　　25年前,18岁的浙江乐清人王立弓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一个人用力蹬着满载货物的三轮车,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打拼出自己的家、自己的工厂,让生活不再艰辛。

　　15年前,12岁的北京丰台少年王佳放学回家路过嘈杂而又脏乱的街口,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他心里充满了期待:这片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什么时候能静下来、美起来?

　　人人都有梦。当人们逐梦前行,千千万万个体的梦发生交集,如同百川入海,互相激荡,就会造就一个伟大浩瀚的时代。

　　于桂亭、王立弓、王佳,这三个生于不同年代、长于不同地域的中国人,他们的梦想汇聚在一个叫“浙江村”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浙江村在北京城南一隅应运而生。三十年间,伴随着于桂亭、王立弓、王佳他们的“梦圆之旅”,“浙江村”也经历了涅槃般的重生。

　　扎根异乡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在早期来到北京讨生活的“浙江村”“先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个雪夜,是王立弓内心的一个坎,也是他一直渴望安定的注脚。

　　今年40出头的王立弓,至今仍记得二十多年前那个格外寒冷的冬夜。那是一辆装满呢料大衣的三轮车,他要赶在凌晨4点送到大红门服装批发早市。途经一座立交桥的大坡道,“车实在太沉了,根本蹬不上去”。

　　人本就瘦小,四处更无帮手。王立弓只好卸下货物分批次往返抱上坡道,车子轻了蹬上去,再把货装上。“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开市前把货送到。”话毕,神采奕奕的王立弓沉默了良久。

　　从16岁跟随叔叔在大红门附近做服装加工,到如今旗下拥有三个服装品牌,资产上亿元,王立弓说起北京创业,除了苦,更多希望自己“不再漂泊”。

　　王立弓的创业经历,是很多早期在北京“浙江村”打拼的浙江商人的一个缩影。

　　“浙江村”商户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温州,以乐清人居多。温州靠海,田地不多也不肥。如果不冒险出海,在家种田是没有出路的。

　　改革开放前,一些心思活络的浙江温州人到外省闯荡。担着扁担,到周边省份做小生意；或是跟着同乡,到远则西北、近则江南的地方学徒做工。

　　1988年,14岁的浙江乐清姑娘庄碎蕊就不再上学,跟同乡学了裁缝手艺。18岁时,便与大她一岁的同乡小伙子陆朝银来到北京大红门。

　　每天,庄碎蕊带着弟弟和同乡,在租来的平房里缝衣服。陆朝银蹬着三轮车,到路边摆地摊。每天,庄碎蕊缝出几十件衣服,陆朝银就能卖出几十件衣服。到了晚上,缝纫机收起,台面上睡个人,台面下也能睡个人。

　　有人用“四千”来形容早期的浙商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这在早期来到北京讨生活的“浙江村”“先驱”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外出闯荡的浙江温州商人是生活所迫,那么到了今天,闯荡已经成了浙江人的基因。

　　90后浙江女孩臧雅丹,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已经在杭州有了一份稳定的教师工作。但她不愿意过那种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于是来到北京大红门,经营起了服装生意。

　　浙江金华人苏小竞,曾经在家乡的保险公司工作8年,有房有车,日子安逸,但内心里的那颗闯荡的火种从未熄灭。来大红门时,他已经30岁。

　　这样的故事,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京城奇村

　　“浙江村”的出现,在当时商品短缺的年代,不啻一条“鲇鱼”。它冲击着传统国营商场的计划体制,更为普通市民的衣着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对于“浙江村”形成的历史,官方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温州地区农民进入北京大红门地区从事服装加工和销售,逐步形成了“浙江村”。

　　“从我记事儿起,不少浙江人就开始在村里活动,有蹬三轮的,有擦皮鞋的,有卖糖葫芦的,也有做服装裁剪生意的。”

　　北京丰台区南苑乡村民王佳生于1982年。在王佳的记忆里,自己8岁左右的时候,父母把家里200平方米的院子租给了浙江人,“20多个人租住在我们家,开起了服装小作坊加工厂。”

　　而在温州籍学者项飚的考察中,“浙江村”的形成却更富有传奇色彩。关于谁是大红门“浙江村”最早的“村民”,至少有三种说法。有人说是一位曾在北京读中专的浙江人,有人说是曾在天桥商场补鞋后来经营布料的一位浙江人,还有人说是一位在包头经营服装的浙江商人,在回老家途中经过北京,意外发现原本的“积压货”非常好卖,于是留了下来。

　　1992年起,项飙开始了长期的“浙江村”调查。根据他的考证,最迟至1983年,已经有浙江商人开始在北京南城一带经营布料、服装生意。

　　据最早一批来大红门的浙江人回忆,从王府井的商场里买来衣服拆开当样板,在小作坊里“照葫芦画瓢”生产,再送到西单、王府井、天桥等商圈的商场、服装店通过“代销”“租柜台”的方式销售,或到前门、长椿街等地摆地摊,这些精明的“浙江村”“先驱”们打通了服装生产、销售环节,并借此积累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皮夹克在北京兴起,“浙江村”商户从中嗅到了商机,凭借成本低廉的优势,“浙江村”生产的皮夹克很快占领了北京市场。不管是外地来进货的商贩,还是来此零购的市民,大都奔着皮夹克而来,“浙江村”一时成了“皮夹克村”。

　　“浙江村”的出现,在当时商品短缺的年代,不啻一条“鲇鱼”。它冲击着传统国营商场的计划体制,更为普通北京市民的衣着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以前百姓买衣服都来商场,那时候突然就多了个‘浙江村’,抢走了很多生意。”曾在北京的长安商场、西单商场工作多年的肖扬(化名)回忆,她第一次去大红门的服装早市时,才发现那边的衣服不仅便宜、款式新潮,而且摊主们“都特别会做生意”。

　　曾在永定门外居住多年的“80后”北京市民刘洋记得,小时候对大红门的印象就是:“那里有好多漂亮的衣服。”即使是经过一次“倒爷”之手,卖到城里的服装店销售,还是比大商场里的衣服便宜很多。

　　1994年,北京市丰台区为大红门地区上万服装加工户提供经销场地的京温大厦正式建成使用。“京”“温”两字分别代表着北京和浙江温州。

　　在当地很多村民的记忆中,这段时间涌入大红门地区的外地人呈现爆发式的增长。

　　项飙在他《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书中写道:到1994年,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10万人,而本地的北京人只有1.4万人。这些外来人口,多数来自浙江,从事服装生产和销售。

　　京温大厦投入使用后几年间,北京南中轴路形成了一条2公里长的服装商业街。

　　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北京新世纪服装商贸城、连发轻工市场等20多个大型服装批发交易市场相继建成使用,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各式各样的服装广告牌林立其间,散发着大都市浓郁的经济氛围。

　　到90年代末期,低价服装的市场被“浙江村”抢走了不少。“逛商场买衣服的,主要就是中老年人了。即使有年轻人,也是来买一些高档名牌服装。”肖扬说,那会儿流行一个词,叫“拿货”。中学生、小青年们结伴去大红门买衣服,只要说是“拿货”的,就能冒充批发商户,以较低的价格买下衣服。

　　2003年,首届大红门服装商务节开幕,北京丰台南苑乡政府在此期间宣布,要把大红门地区打造成10平方公里的集服装商贸、加工和配套工程为一体的现代化商业区。

　　大红门服装市场逐渐摆脱了曾经低质低价的状态,商户开始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与此同时,意大利皮尔·卡丹、法国梦特娇等品牌登陆“浙江村”,红豆、恒源祥等国内知名品牌代理商也选择在此落户。

　　此时,“浙江村”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大红门地区,向北拓展到了东城区永定门外地区,向南延伸到大兴区的西红门、青云店等地。从设计到生产,从批发到零售,一条服装产业链在北京南城蓬勃发展。

　　到21世纪初,大红门地区已经成为中国长江以北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市场。当时平均日吞吐货物量可以达到1600吨,年交易额达300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

　　空前变局

　　遍布于北京中心城区的大红门、动物园、十里河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已经成为“大城市病”集中爆发的区域,与首都的城市定位格格不入

　　由于大量的浙江人涌入,“浙江村”的本地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搞起了“瓦片经济”,靠“吃房租”生活就很富足。“2009年,我家盖起了二层小楼,十多间房屋租给了30多个人,每月的房租就有将近1万元。”1991年出生的村民刘文杰说,“有的村民家里有100多间房屋,一个月租金收入有好几万元。”

　　虽然钱包鼓了,但大量的人口涌入也给当地村民带来了烦恼:拉货的汽车、三轮车横冲直撞,道路拥堵不堪,噪音扰民长期存在,垃圾随处可见,打架斗殴时有发生。

　　“碰上下雨天,污水到处都是,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哪里有个‘首都’的样子?”王佳说,“上中学那会儿,我就经常想,我们这地方啥时候能整治整治,让老百姓有个好点的生活环境?”

　　北京市丰台区南苑乡副乡长王健说,“浙江村”历经20多年的发展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繁荣,但人员大量聚集也随之带来了“大城市病”,社会治理一直是大红门地区的难题。

　　2011年4月25日,大兴区旧宫的一座四层楼房发生火灾,17人死亡,25人受伤。在很多人看来,作为“浙江村”服装产业链条的重要地区,大兴旧宫的火灾是偶然也是必然。

　　北京市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显示,依托于大红门市场在大兴区部分村镇形成的服装生产集中区域,正规的厂房仅占30%,而70%则是小加工点。大兴旧宫火灾的事发地正是一处家庭式小作坊。

　　2013年5月3日,大红门京温商城内一名女子坠楼。5月8日,京温商城门前发生大量人员聚集情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今天看来,这似乎是“浙江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尽管后来“坠楼事件”得以平息,但这座超大城市的管理者还是意识到,遍布于北京中心城区的大红门、动物园、十里河等区域性批发市场,已经成为“大城市病”集中爆发的区域,与首都的城市定位格格不入。

　　2014年2月2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式拉开序幕,而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这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的“牛鼻子”。大红门、动批这些长期“盘踞”在北京中心城区的批发市场,成为疏解的主要对象。

　　2015年,北京市启动大红门地区服装批发市场疏解提升工作。

　　在历史上,大红门“浙江村”经历过很多次整治。20世纪90年代,因为环境脏乱、治安较差,大红门的路边服装早市被取缔,商户们搬进商城经营。

　　这一次,商户们也觉得和以往一样,也许只是“一阵风”。

　　最初的一两年,商户们搬迁的想法并不多。一些商户在河北等地买了商铺,也只是为了扩大经营。

　　在大红门服装商户圈里,杨铁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名曾经的大红门街道文教科科长,和“浙江村”的商户们打了多年交道,“商户们的孩子要在北京上学,要到文教科办入学手续。”时间久了,杨铁梅的手机里存下了上千个浙江商户的号码。

　　大红门地区疏解启动后,杨铁梅有了新的职务:南苑-大红门地区疏整促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疏整促开始后,这些号码派上了用场。听说了将要疏解、搬迁的消息,商户们都来找杨铁梅,问她下一步该去哪里。

　　面对疏解,一些商户开始“病急乱投医”。有的到燕郊租了摊位,有的到石家庄开了店铺。但由于缺乏对当地市场的了解,有的因为政策调整,有的因为市场饱和,经营难以为继。

　　杨铁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疏解,并不是单纯地让商户离开北京,重要的是为商户找一个更好的发展承接地。

　　“所谓‘好’,就是要让商户去了有生意,能挣到钱。”

　　疏解并不难,难的是找到适合的承接地。

　　“嫁女儿的心态,”杨铁梅一直这么形容,商户们也乐于把杨铁梅比喻成“娘家人”。杨铁梅说,她来北京工作20多年,亲眼看到了服装商户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

　　“‘浙江村’存在了三十多年,不能因为北京的疏整促行动,就让商户们有了被抛弃的感觉。”于是,杨铁梅带着商户跑遍了河北沧州、廊坊永清、天津西青、河北石家庄,还有白沟、燕郊。每一个未来的承接地,杨铁梅都了然于胸。

　　“浙江村”的生意圈,从来都是和亲友圈融合在一起的。两个圈子的相交之处,就是浙商的核心圈。即使当着客人,凑在一起的浙商也会讲家乡话。

　　曾是越剧演员的杨铁梅懂得浙江话,因为她以前是越剧演员,这也让她从没被当作外人。永清距离近,对接北京有便利；沧州位置远,但发展空间大；石家庄和天津西青,市场接近饱和,但好处是地处大城市……就像做分析报告一样,杨铁梅分析了每一个承接地的优缺点,商户们渐渐地找到了方向。

　　圆梦重生

　　已有1万余家北京服装批发商户正式落户沧州,还有1万多家商户等待入驻明珠商贸城二期,已签约入驻3200余家服装生产加工企业

　　企业规模不断壮大,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工作也不是空穴来风,凭借着商人的敏锐,王立弓觉得“北京是待不下去了”。一开始,他想到南方老家,但土地、劳动力等成本之高让他退缩,石家庄、天津也不失一个选择。犹豫之际,2016年春节后,打算“到此一游”的王立弓把车开进了沧州,然而,第二天,他就痛快地刷了卡,买了地,决定在这个不毛之地的盐碱滩上彻底安定下来。

　　他说,“来沧州,是因为一个人,是他的人格魅力打动了我,也让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王立弓说的人叫于桂亭,是从浴池修脚工一路走来的沧州企业家,他曾将东塑集团从濒临破产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当地的纳税大户。

　　今年已经70岁,处于退休状态的于桂亭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让自己变得兴奋,“我终于有了圆梦的机会。”

　　于桂亭说的那个梦源于1984年第一次去美国的业务考察。他清楚地记得,当车行两个小时抵达纽约郊外一个大型商业项目时,于桂亭被深深地震撼了,那一刻,他便梦想在家乡沧州打造一个更大更先进的商贸项目。

　　当听说盘踞北京几十年的服装批发市场及生产加工企业,因行业特点成为疏解项目之一时,于桂亭感叹“天时”降临,并主动出击。2014年8月,明珠(国际)商贸城开始营业,同时生产承接平台——明珠国际服饰产业特色小镇全面启动。

　　为了表达沧州人的诚意,于桂亭亲自接待每一个商户,把他们请到自己家里喝茶、吃饭,承诺“免两年租金”“开通全国各地免费班车”“为商户提供成本价集团自建住宅一套”“解决落户、子女入学”……给每一位来考察的商户“吃定心丸”。

　　2017年底,臧雅丹开始四处考察。到了沧州,接待她的是于桂亭,“当时心情就敞亮了,直接就敲定了档口。”她说,“免两年租金,生意根本没有压力呀。档口面积不仅是北京的10倍,生活、用工成本都很低。”

　　不到一年时间,臧雅丹说,“真的赚到钱了。”以前专做女性冬装的她,现在开始扩大经营,店里已经摆上了各类春装、夏装。

　　如今,已有1万余家北京服装批发商户正式落户沧州,还有1万多家商户等待入驻明珠商贸城二期。明珠国际服饰产业特色小镇项目已被列为“河北省重点项目”,已签约入驻3200余家服装生产加工企业,已有近500家企业在标准厂房和过渡厂房正常生产经营。

　　丽水商人刘火球不仅在沧东买了6亩地,把工厂移过来,还从大红门带来五六十个商户,并且成立了“丽水在外创业党支部”,作为支部书记,她说:“自己好不是真的好,大家都好才是好。”

　　已经48岁的刘火球本打算明年儿子一结婚,自己就退休不干了,但看到70岁的于桂亭每天为了商贸城操心忙碌,刘火球说:“自己内心的那团火又被点燃了,我也要像董事长一样干到70岁。”

　　在于桂亭的眼里,“东塑不做原版承接,而是借承接机会对服装全产业进行整合、优化和升级。承接北京服装产业疏解不是项目的终点,而是项目的起点。”

　　于桂亭说:“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千年大计,同样也是沧州发展的千年大计。”

　　不仅是沧州,“浙江村”的商户还来到了河北廊坊永清、天津西青等很多个疏解承接地。

　　庄碎蕊的店铺,从大红门搬到河北廊坊永清,搬进了“云裳小镇”。这是一个主要由大红门原“浙江村”商户组成的商业区。

　　云裳小镇总经理赵晓东说,经营空间变大了,加上临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云裳小镇不仅保留服装纺织品、面辅料的批发零售业态,还将升级为融服装设计、服装服饰展会等业态为一体的时尚小镇。他们已经与北京服装学院等单位合作,在服装版式的原创设计上发力。目前,已经有近百名来自北京的服装设计师入驻云裳小镇。

　　庄碎蕊的服装店重张开业。她的儿子陆德彬已经大学毕业,从韩国学习服装设计归来。从开店那天就开始网售的陆德彬,每天接到的订单大量来自外省市,甚至新加坡、日本、美国,实体店成了形象展示店。他也会做直播,让自己或者漂亮的女朋友出镜。

　　每一个商户,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活。王治超的店铺,面积增大了好多倍。以前店里只有两张床,经营的床上用品种类再多,也只能收在柜子里。现在,上下两层的店铺,几十张床能摆出所有的花色。何明芳的店铺,生意越来越好,儿子专门开发了手机软件,只卖自己家的服装。

　　眼看着搬到沧州的商户越来越多,原来在大红门经营服装的施建福改了主意,开起了酒楼。他说,人多的地方就有生意。“浙江人多的地方,开一间浙江风味的酒楼肯定火爆。”

　　如今,杨铁梅还是经常在京津冀三地之间往返奔波,在北京的时间反而不多。偶尔闲下来,走在大红门的街道上,她几乎有些认不出来了。

　　“以前整天堵车,开车还没有步行快；现在,路全都通了。”现在的北京大红门,比20年前她刚来北京的时候,更加美丽漂亮。

　　在北京,眼见着道路通了、美景多了、生活服务配套增加了,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北相对,南中轴两侧15.6平方公里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正在建设中。“像一场梦一样……”见证了大红门地区二十多年变迁的南苑乡大红门村村民张建华感慨,“这才是本该有的样子。”（记者骆国骏、方立新、涂铭、强晓玲、孔祥鑫、李嘉瑞）